曾道人今晚

环球时报社评:到底什么是“全国化”?

更新时间:2019-10-10

  它是对应“全球化”而言的。对“全国化”连续进行报道与评论之后,我们得到了不少社会回应。但相比于过去高度重视的“全球化”, “全国化”的几层含义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刚过完年就来谈“全国化”,很有意义。《环球时报》社评非常犀利,很多问题谈得很透,尤其是最近发明了“全国化”的概念,更值得称道。前几天要写一篇文章,我就套用了“全国化”一词。这个概念实际上在一个方面延续了过去“全国一盘棋”的说法,那时是计划经济,今天却是靠市场要素来流动和演变的,当然政府的作用也很巨大。历史学者黄仁宇曾用“大历史”的说法,认为中国统一要让社会与中央政府走到一起,当时的国民政府只解决了上层问题,但领导的革命深入到基层,县一级、县以下、村一级都有党支部、公社,这样的“全国一盘棋”,在某个方面与“全国化”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我看来,“全国化”大体有这么几层含义:一是大量劳动力,包括农民工、白领等的大规模流动,向超级大城市聚合。30年来的这个大趋势与全球化有密切的联系。“全球化”的分工推动了中国数亿人口的“全国化”,同时,中国的“全国化”又支撑“全球化”的进一步前行。世界必须承认,“中国制造”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比如, 奢侈品的普及、中等收入者的消费提高,等等。很明显,中国的“全国化”成了“全球化”的一个支柱。 二是中国三四线城市的崛起。这个趋势必须高度重视。比如,近两年来的搞笑电影《三枪拍案惊奇》、《大笑江湖》,在网络里被骂得一塌糊涂,但他们都有2亿左右的票房,原因就在于二线、三线甚至四线的城市居民纷纷到电影院看电影了。电影是一个典型征兆,使 “全国化”不仅向超级都市聚合,还有分散的力量。一些小城市借30多年中国发展之力,呈现出大繁荣景象。特别是原材料和能源的价值重估也带来了机会。尤其是2009年以来,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比京沪穗等大都市要快,中国出现了新消费群体。“民工荒”、“蚁族”、“逃离北上广”也是不同侧面的映证。这股新型力量在聚合与分散中形成积极影响,也会带来一些麻烦,现在这股力量正往三四线城市扩展。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我理解的“全国化”有这样几个内涵:一是经济三要素———劳动力、技术、资本在全国范围内的市场自发流动,这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二是生活方式的统一化,现在很多地方都有点像美国了,都有市中心、购物区、图书馆、体育中心等。三是从国家认同层面来看的,一种新的民族与国家意识现在越来越强烈,这实际上是170年来现代化的结果。四是思维逻辑的变化。过去生意人通常在当地做,做大了也只是很小的区域,现在不得不考虑全国。五是摆脱地域限制的共同行为结构,比如旅游 ,等等。 李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如果给“全国化”下一个定义的话,是指在一个国家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信息等要素的“一体化的程度”。要说一体化,中国是世界上通过政府行政体系推进“全国化”力度最大的国家,这一点,从秦统一中国就开始了。到了1949年以后,通过政府行政体系推进“全国化”就更加深入基层,比历史上深入多了。因为古代中国,皇权也不能深入到村庄,到了基层是家族、宗族的统治。而今天的中国,行政权力深入到每一个村庄、每一个街道、居委会。再一个特点就是信息的“全国化”,这也是历史上做不到的。今天有报刊、广播、电视、电话、手机、互联网等各种各样的全国一体化信息网络,按道理,我们的“全国化”程度应该很高,但是,事实却不是如此。 有一件事情很奇怪,一个十分尖锐的矛盾展现在我们面前:即一方面我国是全世界通过行政体系推进“全国化”力度最大的国家,但另一方面,我国却又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迄今为止,我国的地区发展差距、城乡差距以及贫富差距等都十分突出。 “全国化”VS“全球化” 金灿荣:今天我们考虑的“全球化”有三个因素,一是历史遗产,即“大一统”的历史。西方人在回忆时,总爱朦朦胧胧地追溯到神圣罗马帝国时期,这就是中国所谓的“大一统”意识,对今天中国“全国化”是一个正面遗产。二是政治力量。对“全国化”来说是指的领导。三是市场经济。相比于全球化,“全国化”的市场经济因素达到了历史上罕见的高度。 张胜军(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全国化”很可能将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比较完美地实现“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这个意义十分重大。我们是要追随西方文化和发展模式,还是继承、创造自己的文化和发展模式?它们很可能在“全国化”过程中有一个完美的结合。不过,现在,我隐约感觉,我们的“全球化”也许有点过了,好像是“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其他国家也许很难与中国的“全球化”竞争。所以,我们是继续“全球化”,还是回家搞“全国化”?这是一个目的论问题。“全球化”与“全国化”到底是什么关系?我认为“全国化”就是用“全球化”之“水”倒灌中国的“坑”,通俗一点说就是“填坑”。中国城乡之间的生活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就是中国的“坑”。但是,从“全球化”获取的资金和技术并不一定能够自发地使中国得到均衡发展,因此必须依靠“全国化”,必须发挥政府的杠杆作用。 白益民(全日本经济学会理事):我认为,首先应该以危机感的态度,而不是以繁荣昌盛为基础来谈“全国化”。 “全国化”是寻求新的独立自主经济体系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仿“全球化”的过程。“全球化”是进行国际分工的过程,美国希望站在国际分工的最高点,掌握着金融,中间层是日本和德国,处于制造业的高端,最后分工给发展中国家。很明显,中国处于分工的底层。因此要“全国化”,就是要在中国形成高、中、低的分工,而不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处于最低端。要形成这样的过程,就要有财团体制。日本是一个典型,它的财团体制是一套独立自主的体系,上面有产业,中间有金融,下面又有商社。日本战后形成六大财团,既有集权,又有分权。目前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各个生产要素过于分散,过于自由化,几乎没有形成跨国集团的态势,被压缩在国内。在这种态势的情况下,怎样凝聚国内经济要素,形成统一的力量一致对外是我们重要的任务,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过程。 全球化的真实含义是,不管你从不从、服不服、亏不亏,都必须接受这个由美国主导的、并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但“全国化”不一样,它不是被动的、屈从的,而是自信的、主动的、自觉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兴利除弊的。因此,着眼于“全国化”,应该在国家主权、意识形态、军事战略、经济态势、社会发展等所有的方面,努力实现系统内的结构序化优化,即保证其具有很强的“自组织性”,拒绝其“他组织性”。这与什么传统计划经济模式无关。我们专注于形成国民默契的国家利益最大化总原则,各系统各部门各组织乃至个人各尽其责,富德生命人寿福建分公司全城寻找“满期客户”!协调地自动形成平衡的有序化结构。 丁一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全国化”在资本的层面也可以讲讲。曾经有一阵,我们搞计划经济,摒弃了“资本”这个概念,只有资金的概念。最近几年,中国企业发生巨大的变化,因为中国出现了一些“全国化”的企业,或比较全球化的企业。华为是最有代表性的,扩张力非常强,最开始从中国扩张市场,之后占据亚非拉等国家市场,然后进军欧美市场。这样的企业得益于全国、甚至全球性的资本市场,但也离不开技术、资本、劳动力、品牌的“全国化”。有了全国性的资本市场,像华为这样的大型技术企业就可以利用从资本市场上筹到的资金去雇用大量科技人员,进行产品研发。看看华为那么庞大的研发队伍,就知道为什么现在它能够闯荡全世界市场。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体化,这样的企业开始多起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以技术创新和以本国市场为依托的发展模式是值得期待的。 金灿荣:“全国化”是一个启动、深化、加速的过程,会产生许多积极效应,一是政治认同感,二是地方经济范围更大,三是社会流动的增加以及人种的改善。四是文化。中国社会结构极其复杂,“全国化”的推进,会创造新的全国文化。最后一个是国力的提升。中国现在进入到工业文明时代,反过来会把工业文明提升到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千万级人口的阶段,如英国。第二阶段是美苏这些亿级人口阶段。第三阶段是中国的十几亿人口阶段,“全国化”做得稳当,国力的效应就会非常明显。 司马南:我从意识形态和舆论话语权角度谈几点。 一是历史叙事问题。30多年来明明有许多精彩正面的故事可以讲,许多知识分子受自由主义影响,说的却是泄气散摊子的话。如果我们在历史叙事的问题上继续不能解决自圆其说现状的话,“全国化”就没根没魂,整个社会的发展就会继续魂不附体。 二是政治合法性问题。一些人鼓吹“民意是执政党唯一的合法性根据”,这是来源于政党分赃制与机会主义政党策略武库的伪善理论。民意往往是具体的、短视的、多变的,也是常常相互矛盾的,更是易于被操控的,故而民意要听,但须知,民意并不等于民心。 三是所谓天命问题。王小东有本新著叫《天命所归是大国》,讲的是中国这个国家应当恢复到与自己当年历史地位相称的那种地位,所有中国人事实上都有这种心气儿。所以“全国化”我们就要借着这样的心气,找回5000年之均衡大势。 四是“全家化”问题。现在人们都在讲个人,讲自己的权利,讲成功学指导的个体实践,什么都是“我的、我的”,“我要、我要、我现在就要”。这套时髦的东西与民族传统文化相悖,与的革命文化更相悖。“全家化”你都做不到,奢谈什么“全国化”。“全家化”就是你拉我、我帮你,富亲戚接济穷亲戚,哥哥照顾妹妹,兄弟挣钱赡养父母等传统美德,亦即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家国情怀。 张胜军:当今世界是不是所有国家都有条件搞“全国化”?像印度,有条件搞,但政府太弱;巴西可能也有,但资源太少。中国虽然有条件搞“全国化”,但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需要精心布局,需要极具前瞻性、开创性的长远谋划。因此,我认为组织和建立一个专门的“全国化委员会”很有必要,这是中国建成发达国家的重要步骤。然后通过这个委员会研究设立每年国家必须达到“全国化”方面的一些目标,或者提出相应的国家“全国化”标准。 李强:如果要寻求经济发展的“全国化”,如果要实现平衡发展的话,就必须有政府的干预。政府是在市场以外通过行政手段干预资源配置的力量,政府干预的方向应该是使得资源的配置更为均等,而不是更为集中。所以,我们对于今天经济发展极大的不平衡的现象应该反思。当然,配置资源必然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干扰,要想将资源配置得更为均等是件难度很大的事情。 我认为,当前我国“全国化”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公民权利”的“全国化”。比如,我们今天的户籍制度、高考的资源配置、很多公共资源的配置,还做不到公民权利的“全国化”。在新中国,“全国化”首先就应该是公民权利的“全国化”。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全国化”应该实现法律体系上公民权利的平等化。公民权利的“全国化”是实现公民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机会均等的前提条件。这样一种“全国化”的实现会极大地激发每一个公民的积极性,极大地推进社会团结。 丁一凡:未来我们在改善中国的资本市场时,要给中国的投资者提供一些更为规范、稳妥的投资机会。比如,中国的债券市场规模太小,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债券相对股票而言,临沧临翔区探索社区党群服务新模式,价格与安全性都稳定得多,而对企业的项目筹资及发展又能起特别重要的促进作用。我们应该大力鼓励债券市场的发展,鼓励企业通过发行债券筹资,为中国的资本市场提供更多的产品与流动性。债券市场增大后,外国投资者来投资也会更加放心,也就可以间接地为将来人民币的国际化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白益民:中国如何实现“全国化”,是要团结国内独立自主的民族企业,不管国企还是民企,形成财团,形成统一的力量,来一致应对外资,而不是“全国化”变成拆我们自己的篱笆,让外国资本更加轻易地进入我们二三线城市,现在大城市市场已经被攻陷。